俄罗斯人看中国:中国有着舒适的环境

An interview with Michail Drozdov – Russian businessman living in Shanghai

海市俄罗斯俱乐部创始人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认为中国和中国人民令人感觉非常亲近和舒服

作者: 俄新社记者叶连娜·库兹明娜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首次赴华是在20年前。在过去17年内,他都在上海长期居住。米哈伊尔中文讲的很棒,通晓中国历史、文化和法律。在中国的生活 经历使米哈伊尔对俄罗斯的文化有更好的理解,并找到自己在祖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留存有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侨民的丰富文化遗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 一个理解或重新找到他的俄罗斯根源的理想地方。

俄新社记者请求米哈伊尔讲述他在中国上海市的俄式生活。

当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您已经知道自己将长期留在这里,并开始从商吗?

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上海的,在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1998年我面临一个选择:回俄罗斯在大学任教,还是试着留在上海。在那之前留在中国的 愿望已经成熟。为此需要找到工作,而这非常难。当时的上海只有5到6家俄罗斯公司:俄罗斯航空公司、俄远东海洋轮船运输公司等半官方机构。因此开始自己从 商的决定实在是出于无奈。

我注册了代表处,开始为俄罗斯在华企业家提供咨询服务。对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举,因为俄中经济联系相当不规范,主要是“倒爷”把商品从 中国运往俄罗斯。想在中国经营生意、采购商品等的商人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找咨询公司。但我觉得,这是一项有前景的事业。俄罗斯和中国注定要合作是很明显 的。这样就出现了致力于为俄罗斯和独联体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Mars Consulting Ltd.公司。

一切曾经很艰难,但因为我是该领域首个注册商人,当时也没有激烈的竞争。最初,俄罗斯商界和官员们对收费咨询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形势在2002年至 2003年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公司在中国开设有4个办公室: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服务价格为每小时2000元,也就是说水平堪比高水平的中国律师事务 所,但又比外国律师事务所低点。我们不抱怨缺乏客户。

当我起步时,还是冒险行为。但现在俄罗斯商界已经较90年代时比较发达,现在已经打算为咨询服务付费了。

上海市俄罗斯俱乐部是如何出现的,定位是什么?

今年12月,上海市俄罗斯俱乐部就要迎来自己的15岁生日了。这是继第一波俄罗斯侨民潮之后俄罗斯同胞在中国的第一个组织,而那波侨民潮中的大多人 在1949年后都离开了中国。基于我们的经验,中国其它城市中也出现了类似组织。起初我们树立的目标是:营造交流的氛围。现在有4000多人生活在上海, 似乎人数不少,但对于一个有着1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这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俄罗斯社团在上海原则上来说是顺利的,年轻且成功,目前没有出现必须拯 救某人于危难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始扩大俱乐部的任务范围:今天我们也从事科学、保护历史遗迹的工作,举办展览、音乐会、儿童活动等等。我们 同许多组织都有合作。

您在中国居住了这么多年,中国是否成为您的“第二故乡”?

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令人感觉非常亲近和舒服的。除了善良,我看不出中国人有别的什么,为此我非常感激。但俄罗斯是我的祖国,将来也是我的祖国,就像我 从前是俄罗斯公民,未来也是俄罗斯公民。事实是,这里需要我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当我有机会在中国居住和工作时,我将身处这里。再者,像上海这样的多民族 大都市,不完全是中国式城市。因此,适应这里要比适应某些中小城市如苏州或杭州容易得多。

当我被问及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时,我总说,我们类似于鱼缸中的鱼。墙壁是玻璃质的,我们透过玻璃观察四周的世界和周围的中国人。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环 境中,我们有自己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这种生活95%是俄罗斯式的。我有一个俄罗斯妻子,俄罗斯家庭,有三个孩子。我们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了“小俄罗斯”: 俄罗斯朋友、社会工作、俄罗斯图书馆、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媒体。所以,虽然我身处中国,但我没有脱离俄罗斯的感觉。

然后,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让你完全融入。如果一个外国人声明自己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中国人从来不会把他的话当真。这是中国心理的特点:中国人难以相信,一个外国人能够了解他们的文化,并把它摸得门清儿。所以,中国是一个不可能失去自己文化的国家。

您有没有中国朋友?

有几个中国朋友,但他们所有人不同程度都是俄罗斯迷。我同他们的友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难道您完全没有从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借鉴到什么吗?

当然,中国习惯和中国文化元素融进了我们的生活。

例如,现在我们来到俄罗斯,大家都注意到,我们全家所有人的服饰都具有中国元素:立领,专门的中式扣子等。这让我们在俄罗斯街道上特别引人注目。

再者,我们非常喜欢中餐。我们家雇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保姆,也是女佣。白天她做中式午餐,晚上我妻子做俄式晚餐。我们经常去中餐馆,快乐品尝中国各地菜肴:香辣川菜、北方菜和海派菜。

我们喜欢在洗浴中心休息,逛中国市场,喜欢中国茶,参观中国艺术展,在意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一切,我们希望孩子们同样如此。

您的子女讲中文吗?

是的,他们是双语孩子,既说俄语,也说汉语。三个孩子自打出生起就生活在中国,在中国学校学习。女儿升入三年级,已经常让人惊讶她对汉字的掌握程度 了,一些汉字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我的小女儿5岁,在上幼儿园。儿子就读于国际学校:各科均中英文授课,但英文更合他的胃口。

我们努力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成为俄罗斯人,在家我们只讲俄语。与此同时,我们想利用生活在中国的事实,给孩子们从这个源泉中汲取知识的机会,即:学会语言,感受中国文化。

当中国人看到你们育有三个孩子时,他们说什么?

惊讶。我和家人搭乘出租车时,总被问:难道这些孩子都是你的?但他们主要惊讶的还是,我们老大是个男孩,但我们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孩。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似乎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还要其他孩子呢?

在中国居住这么多年,您还是觉得自己处于俄罗斯而非中国文化氛围内吗?

是的。正是这样。正因如此,我对在华俄罗斯侨民的生活经历产生了兴趣。众所周知,中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收留了首批俄罗斯侨民。上海和哈尔滨是俄流亡文化的大型中心。

我个人得以结识在华老俄侨界的一些代表,如:奥列格·伦德斯特列姆。他是著名的俄罗斯爵士乐手,出生在赤塔,1921年5岁时父母带他来哈尔滨。 193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乐队,1935年同乐手们来到上海生活,一直到1947年。在此期间,他们曾经是上海最著名的爵士乐乐团之一。奥列格·伦德斯 特列姆介绍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1947年,他返回苏联,继续表演,直到2005年过世。

我还曾有机会同女诗人拉里莎·安德森保持书信往来,她曾经是那个时期在华的许多诗人的缪斯,亚历山大·韦尔京斯基也曾爱上过她。她于2012年在法国去世,终年101岁。同她的交往让我更多地理解了曾在此生活过的那些人。

首批俄罗斯侨民如何看待中国?

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见证者中,首批侨民的子女现在仍然健在,他们陆续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中国出生。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他们童年时期的故乡。我不止一次在上海接待这些人,倾听他们兴高采烈的回忆,这可能是因为童年是每个人的非常特殊的时期。

如果把当代在华俄罗斯人和老一代俄罗斯侨民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比他们融入中国生活的程度更高。目前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有意识来这里的,大多人 懂汉语。而首批俄罗斯侨民来中国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如果说在此之前两到三年,他们即将去中国,并在这里生活几十年,都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保留着自己 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几乎不插手中国事务。

无疑,他们中有研究中国的学者,比如伊万·谢列布里亚尼科夫、列夫·阿诺尔多夫。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这表明,民族的本性保持不变。

来中国前,我曾感觉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平等,受到各方欺压。当中国腾身化为现代巨龙,许多人认为这是奇迹。而阿诺尔多夫早在上 世纪30年代就在自己有关中国的一书中写道,等待中国的是伟大的未来,中国自鸦片战争来积存的各种问题是暂时现象。他相信,中国将恢复其应有的高位,中国 人将把这看作是本国历史的自然延续。我同意他的观点。

在上海的首批俄侨民和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人之间是否存在延续性?

不存在直接延续性。我们无论从历史上或者来华原因上都毫无干系。与此同时,当我们1998年成立上海市俄罗斯俱乐部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强调,在华俄罗斯人不是外人,我们有着悠久的在华逗留史。我们影响了许多东西,为自己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中国对俄罗斯侨民的记忆不甚清晰。似乎,中国当局不喜欢回忆这段时期,也不向本国公民讲述这段历史。

但仍然有研究在华俄罗斯侨民的热情者和研究者,他们努力保存这段记忆。例如,撰写过《上海俄侨史》一书的汪之成教授。澳门政府甚至也注意到他,请他 撰写一本介绍在华葡萄牙人的类似书籍。但他一句话回绝了请求:葡萄牙人在华300年间没有做出俄罗斯人在华30年间所做的事情。我们这里指的不仅包括哈尔 滨,还有俄罗斯人创建的上海交响乐团,以及我们今天在中国各个城市所看到的俄罗斯绘画和建筑遗迹。

您是否计划离开中国?

我有计划,但这多半是退休后的计划。我们考虑返回祖国。我们不久前还去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对那里因举办2012年APEC峰会而发生的变化印象深刻。我们想在俄罗斯岛建自己的房屋,但这多半是一个投资项目。目前我们非常喜欢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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